这五个案例的共同特点是这些刑事被告人既是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同时又兼任人大代表，从而成为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

2.经请求启动合宪性审查 根据《立法法》99条、《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第7条及《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的规定，有权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分为两类： (1)有权提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要求的主体。(二)域外穷尽法律救济的要求 1.美国型之司法审查制下的穷尽法律救济 在美国型下，法院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的基本前提是案件性原则。

建议对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的有66件，占5.5%。(十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42]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按照这一标准，有资格提出异议的当事人应当包括原告、被告、有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这是合宪性审查的基本前提。

(4)认为在(1)(2)(3)的基础上，还包括委托给政治部门的政治上及裁量上的判断的事项(如对于国务大臣的任免及国务大臣的追诉必须经过内阁总理大臣的同意等)。(3)针对实施违宪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常由具有弹劾权或者罢免权的国家机关，通过特定的法律程序予以弹劾或者罢免。他以行政指导为例说明，行政指导对行政相对方造成的影响是通过行政相对方对行政指导的接受而发生的，如果行政相对方不听从行政指导，行政主体不能强制相对方接受。

[2]参见闫尔宝：论行政事实行为，《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81页。[1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11条第1款规定，被告公开政府信息涉及原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且不存在公共利益等法定事由的，政府信息尚未公开的，应当判决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比如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释义书认为是指没有成立的行政行为以及还在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的行为等。[10]吕诚、王桂萍也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和其工作人员基于行使行政职权的直接需要而作出的不以行政效果(从后文来看，疑为行政法律效果，可能是笔误——引者注)为目的的行为

对于行政强制执行，法院倾向于认定为行政事实行为。[12]杨立宪也有类似的看法。

反之，如果将法律效力等同于事实上的强制力将导致人们是基于恐惧才服从法律的后果。但催告人是否意识到催告行为具有此种效果则在所不论。[38](2015)豫法行终字第00317号。因为官方的警示的法律约束力比命令或者禁止某种食品销售要弱，因为只有当公众接受了该警示，才会出现与销售禁止相同的效果。

不同于高权性的意思表示，观念通知并不指向法律后果，也不包含调整。被告认为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在法理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本身不具有可诉性，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因此，有学者将是否属于法源作为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处理的区别，即行政处理是法源，而行政事实行为不是法源。[98]既包括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也包括私法上的权利义务，比如行政裁决就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进行处理。

但这容易与德语上的另一个词Regulierung发生混淆，而后者更接近我国行政法上所说的规制一词(Vgl. Michael Fehling und Matthias Ruffert (Hrsg.), Regulierungsrech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0, S.3ff.)另外德语法律词典在解释Regelungsgesetz和Regulierter Markt时(因为该词典并未直接就Regelung和Regulierung两词作出解释)指出，前者是指调整基本法第131条中法律关系的法律，而后者，依据《证券法》，是指与场外市场相对应的受到规制的市场。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

首先，事实行为是与法律行为相对应的概念装置，如果取消事实行为的概念，那么也就等于取消了法律行为的概念。[55](2015)许行初字第17号。

比如在王阿兰与温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检查二审行政判决中，法院认为，交警张增文持棒拦截行为系被诉交通检查行为的一个环节，不是行政事实行为。承诺是行政主体答应作或不作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Verwaltungshandeln)。[124] 对比一下德国与我国准法律行为的范围，我国认为的一些准法律行为在德国却被认为是行政事实行为或者行政处理，包括：(1)向公众警示(?ffentliche Warnungen)不是准法律行为，而是行政事实行为。因此，公告行为不是独立于‘补偿决定的行政行为。[109] (三)调解行为和行政指导行为的性质 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条第2款第2、3项到2018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条第2款第2、3项，一直将调解行为和行政指导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理由都是上述两种行为不具有强制力，即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调解和指导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59]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单纯高权行政比统治行政的强制性要弱。

四是如果事实行为对当事人有利，而行政机关不作为，就要通过积极的给付之诉，主要是一般给付之诉给予当事人救济。例如警察使用武器警械的行为。

[90]所以，事实行为能够直接改变现实，而不像法律行为那样必须通过事实行为的中介才能引起现实的变化。再比如目的说，虽然更加接近民法上对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区分，但诚如前述，除了意思表示的内涵丰富、事实行为缺少意思表示到底是缺少何种意思表示之外，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与民法上的意思表示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民法上的意思表示以自然人为主，而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是多数人意思的集合或者称为超个人的意思。

[32]在曹守春与临沂市房产和住房保障局行政登记二审行政判决中，法院认为，被告临沂市房产和住房保障局依申请对商品房预售合同作出备案、注销备案，是其作为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作出的具有行政权利义务内容的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邬首燕认为《补偿决定》的公告是一种政府主动信息公开的行政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

[25]Vgl. Michael Hoffmann, Der Abwehranspruch gegen rechtswidrige hoheitliche Realakte,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69, S.20. [26]张兆成教授也有类似观点，参见注[21]，第105-106页。[122]非行政处理的行政法上意思表示中比较特别的是承诺(Zusage)。比如福斯多夫就强调，如果一个行为可以推导出忍受义务，那么就是行政处理。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4条也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有关行政事实行为的讨论也就转化为能否对行政事实行为提起诉讼，即事实行为与行政处理的区别问题。当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补偿决定后，将‘补偿决定进行公告的行为是从属于该行政行为的内部程序性行为。

准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缺乏效果意思，比如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征得允许即签订契约时，相对人享有催告权。所谓行政指导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作出具有示范、倡导、咨询、建议等性质的行为，不具有行政强制执行力。

参见江必新、梁凤云：《最高人民法院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页。[2]但早在1935年，范扬所著的《行政法总论》中就将行政行为分为精神的行为和事实的行为。

根据民法理论，意思表示是由意思和表示两要素构成，前者称为主观要素，又可分为行为意思(Handlungswille)、表示意识(Erkl?rungsbewu?tsein)和效果意思(Gesch?ftswille)。[93]由此可见，调整包含两点：(1)有法律效力。[66]但是随着行政处理成为行政法的轴心，为了获得更多的救济，行政处理的概念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其最初的内涵大大扩展了。非正式行政行为是随着合作国家的兴起而兴起，由于国家任务的增加和法的调控能力的下降，在经济领域，人们通过国家与经济企业的合作来寻找新的调控资源。

Franz-Joseph Peine,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0. Aufl., Heidelberg: C. F. Müller, 2011, S.216。参见王锡锌、邓淑珠：行政事实行为再认识，《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64、95页。

根据确认的对象是否具有争议性和澄清的需要，可以分为单纯的确认和有约束力的确认。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释义书在对该条进行解释时认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行政机关自己执行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特点。

比如授予行政许可，当事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能说行政许可对当事人没有法律效力吗？所以，调解和行政指导缺乏法律效力的真正原因在于其本身的非正式性，这从立法缺乏对调解和行政指导过程的专门规定就可见一斑。关于承诺的性质到底是行政处理还是非行政处理的行政法上意思表示是有争议的。

(责任编辑：王欣如)